难以否认，节约这件事，嘴上说得多，做得少，道理都明白，做起来却糊涂，甚至不做。如：电脑“全天候”开着，随手随地扔垃圾，接待中喝茅台吐茅台，万分盛情也万分难受。

比较靠谱的数据。现在的公款接待，已不是传统的“有朋自远方来”的粗茶淡饭，据2012年《人民日报》报道：1989年，我国公款吃喝数为370亿元，1994年突破1000亿元，2002年为2000亿元，2005年为3000亿元。老审计人李金华直言：政府部门能紧一紧，省一省，一年省几千亿不成问题。 按联合国确定的贫困标准，我国贫困人员超过1.28亿人。当想到还有亿数国人吃不饱时，饕餮之嘴当有所收敛。

接待费探源。我们从伟人传记中常能读到：老一辈革命家出差时总要叮嘱工作人员交伙，这不仅是伟人品格上高风亮节，而且制度上就是这么要求的。而现在，公差往来谁坚持要交伙，反会让人觉得怪怪的。在1990年以前，谁吃谁掏钱是公认的规则。到了1990年，新的企业会计制度，设置了企业招待费。 1993年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可以列支招待费。1998年，行政事业单位招待费管理规定出台。于是，公款接待竟然就象潘多拉的盒子一发不可收？

局里局外都苦恼。政府苦恼，党中央和国务院、各个阶层想尽了办法，试图将接待费管住。有人统计1999年以来出台了800多条制止大吃大喝的制度，结果不理想。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。温总理直言 “公务消费不规范，奢侈浪费，行政成本高”。群众苦恼， 群众指责招待费是个筐，什么都往里面装。刻薄者甚至戏言对付某敌国之法是“派出能吃之蛀虫到某国吃它几年，吃穷他，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局中人更苦恼，一天要连串赶几场宴，要向一大圈客人敬酒，陪了时间，遭罪了身体，烦恼了家人。山东省统战部长张传林直言“再叫当市委书记坚决不去，最怕喝酒”。

30年前的改革之初，伟人们并没有提市场经济，而是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，从小岗村突破，采取渐进式路线。主要是考虑人们思想的承受可能。如果直接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当时必定接受不了。渐进突破，相当阻力小些。

面对上亿的贫困人口，面对天文的饕餮数字，每个有良知的国人都会为浪费而惋惜，都会为节约而想点办法。

突破一个“情”字。中国是个人情社会，人情植根于整个民族，根深叶茂。虽然不缺吃、不缺喝，但面面相觑，不喝点总难为情。只有喝了才显得热情、讲得感情、办得事情。情分如千万条绳索，缚住了凡夫俗子的手脚，容不得生命个体来质疑和批判。如果能突破这个“情”字，接待费将降低一大半。

管住一个“酒”字。接待费中，酒费至少占一半以上。如果像李白喝酒不影响写诗，武松喝酒不影响打虎，但喝无妨。作为常人，把酒临风，难以斗酒诗百篇，更多是斗酒变“三高”，“革命小酒”后，更是斗气多、是非多。林嘉祥酒后亵童，年近退休，晚节不保。而事实酒肉朋友是靠不住的。

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勇气来改变，有度量去容忍，有智慧来区别，点滴突破，陈规陋习也许渐渐化解。(王惠春)